为政|现代领导的新特点新趋势
权力是领导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。任何领导者，当他被正式授予某种领导职务时，就意味着他从此便拥有与此相适应的权力。这种权力随其职务的开始而开始，随其职务的终止而终止，所以又被称为职权或领导权，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法定性质。权力是履行领导职能的基础，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。
传统的领导，往往属于权力领导，这种领导主要是利用组织赋予的职务权力对下属实行支配性领导。在领导活动中以下属的顺从为基本条件，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单向式、强制式领导。严厉、正统、强制、少有亲和力，是这种权力领导方式的显著特点。
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单纯依靠权力实施的领导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阻力，时常会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矛盾，难以调动下级积极性，也很难取得令人心悦诚服的领导效果。而魅力领导，因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、感染力、亲和力和影响力，越来越成为现代领导的新风尚。
魅力领导，依靠的不是权力，而是领导者非凡的品德、才学、能力、业绩、情感等在下属心目中产生的影响，让被领导者敬佩、信服、愿意追随。
领导活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影响力。这种影响力既包括职务权力产生的影响力，也包括非权力影响力。非权力性影响力是权力性影响力的基石。发挥得好，可以使权力性影响力如虎添翼；发挥得不好，可以使权力性影响力丧失殆尽。
没有权力就意味着不能领导，但仅仅具备权力，也并不意味着领导活动就一定能够成功。一般说，领导者仅仅依靠权力树立起的威严往往都不会长久，而靠独特魅力树立起的威信才具有永恒价值。
魅力和权力不同，不具有法定性质、不受法律保护、没有强制性，下属的服从完全是自觉自愿的拥护和追随。领导者即使失去了权力，仍可以自身强大的魅力使随者如云、追者如潮。有人说，领导者的成功定律，是由99%的魅力与1%的法定权力构成。
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次受到党内错误路线的排挤，邓小平同志一生三起三落，但他们在失去权力时，仍然有大批的支持者、追随者、崇拜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具有超凡的领袖魅力。
美国学者本尼斯在研究了90名美国最有成就的领导者之后，认为魅力领导者有四种共同的能力：一是有远大目标和理想；二是明确地向下级讲清这种目标和理想，并使之认同；三是对理想和目标的始终贯彻和执着追求；四是知道自己的力量并善于利用这种力量。
没有哪个领导者不期望自己拥有过人的魅力。只有全方位提高自己的魅力商数，以高尚的人格感召人，以崇高的理想鼓舞人，以渊博的才识征服人，以卓越的才能吸引人，以博大的胸怀善待人，以严实的作风引领人，才可能成为光芒四射的魅力型领导者。
从本质意义上看，制度领导就是领导的重心由原来的领导者个人为主转变到制度为主，把制度拟人化，让制度取代“领导人”发挥作用，比如说：战略决策、选人用人、建立团队、凝聚人心、规范行为等等。简单地说，就是从制度上决定谁来领导和从制度上决定如何领导。
制度领导与传统的威权领导相比，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：
第一，制度领导更具有法治色彩。在制度领导模式下，用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，法规制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不能有任何超越制度之上的个人色彩和政治力量。领导必须依法决策，必须依法行使权力，必须靠制度选人用人，还必须依法接受监督。
第二，制度领导更具有民主性。制度的制定、执行和更新都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，这就克服了以往领导者的主观、专断和缺乏民主的弊端。
第三，制度领导更具科学性。在制度领导的模式下，决策体制、决策程序、决策方式方法更加科学，避免了以往领导决策存在过多的随意性、人为因素和失误浪费等现象。
第四，制度领导更具公平、公正性。制度是经过广泛的公众参与而制定出来的，各主体的利益表达比较充分，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，各种权利在成员之间得到合理分配，能做到比传统领导行为更加公平、公正。
古人讲：“小智治事，中智治人，大智治法。”制度领导我们并不陌生，在国家层面、军队层面，制度领导就是依法领导、依法治理，就是依法治国、依法治军。
我们国家有着几千年的人治传统，办事处理问题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法规制度而是关系人情。所以说，依法治国、依法治军是一场革命、一次跨越，鼎新除弊，任重而道远。
1992年，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指出：“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，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、更加定型的制度。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，也将更加定型化。”现在距离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已经过去了25年。我们很高兴地看到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法治中国、法治军队的建设步伐正在加快。
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，是我们党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决定，可以说按下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快进键。
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，就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。现在，我们党内的各种制度加起来有近500部，涵盖、规范了党内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特别是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的施行，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成果固化为制度，全方位织密织牢、扎紧制度的笼子，实现用制度管权、管人、管事，用制度治党。
传统的领导都是外显的，就是领导者处在领导情境的中心，而被领导者只能处在领导情境的边缘；领导者发号施令，被领导者听命执行。而现代领导则认为，领导者有时需要处于中心去决策、去指挥，但更多的时候需要退居领导活动的边缘去辅导、去服务、去指引方向，让被领导者去大胆工作。这就是与显性领导相反的隐性领导。
具体地讲，就是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，以组织成员为中心，在设计和改变下属所处的领导情境的同时，将组织的目标与愿景渗透其中，提供服务、提供支持、提供条件、提供规则，并以隐性影响力和隐性控制等软权力对下属施加无形的领导力，最终使下属在不知不觉中完成预先设定的任务。
美国著名领导学和管理学专家华伦·本尼斯曾四次担任美国总统的顾问团成员，被福布斯杂志称为“领导学大师们的院长”。他说：“靠那种愚蠢、过时、官僚的命令加控制的领导方式是无法吸引或留住人才的。皮鞭加锁链不可能激发组织内部的智慧。对部属委以重任、大力支持而不横加阻挠，唯有这样才能最好地发挥部属的才能。”本尼斯这里强调的就是授权领导。
纵观中外历史，高明的领导者，之所以驾驭领导活动得心应手、应付裕如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会合理授权。工作中不少领导干部常常感叹任务重、事情多，每周“5+2”、每天“白+黑”，十分辛苦疲倦。这的确也是因为他们都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都想把工作做好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也有一些是因为领导方法的原因，不会用权，不敢授权，大事小情，事必躬亲，大包大揽，煞费苦心，造成工作顾此失彼、忙忙碌碌。习近平总书记15年前就讲过，大包大揽也是官僚主义。领导者必须学会放权、善于合理授权。这样既能减轻自身的压力，集中精力管好全局大事，又能调动下属的积极性，上下同心，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。这是每个领导者都应该践行的现代领导方式。
传统的领导方式，多是依靠约束控制、行政命令来达到领导的目的，这种领导往往是刚性有余，弹性不足，被领导者个性被扼制、自主意识受到压抑，能动性、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发挥，我们称之为刚性领导。
而柔性领导则是适应新世纪知识经济而兴起的一种领导方式。进入新世纪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众民主意识、参政意识的普遍增强，随着被领导者知识水平、自我管理能力的普遍提高，领导者仅靠权力、命令、控制、约束等刚性方式，强迫被领导者干什么、怎么去干，已很难行得通，也很难奏效。取而代之的是靠激励、沟通、协调、引导、认同等柔性手段，靠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，靠非权力性影响力、靠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文化，在组织成员的心中产生一种潜在的说服力，影响和引导被领导者去实现共同的领导目标，达到“春风化雨”“润物无声”的效果，这就是柔性领导。
柔性领导与刚性领导有三点不同：
一是领导方式上的人性化。注重以人为本，尊重下属的心理，实行个性化领导，有的放矢，对症下药，激发下属的主动性和创造性。
二是领导方法上的互动性。柔性领导不是以权压人、以势压人，而是以情感人、以理服人，以柔性的方式启发、调动、引导部属，把外在的规定和目标转化为内心的服从和认同，从心灵互动产生行为互动。
三是领导境界的高远性。柔性领导不仅仅是为了在短期内取得效果，而是注重长远，启发自觉，触及灵魂，着眼塑造优秀的下属，境界更为高远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柔性领导不是软弱，不是不要原则、不要规范。柔性是指适应性、灵活性、艺术性、变化性和有效性的统一。柔性领导也必须遵从规范，坚持合情、合理、合法的原则并保持三者的统一。刚柔相济，珠联璧合，会取得事半功倍的领导效果。根据不同领导对象和领导环境，运用不同的方法，该刚性领导的就刚性，不讲条件、不折不扣地执行；能柔性的就一定要柔性，心悦诚服、自觉执行的效果要远远好于被动、被迫、不理解、不情愿的执行。
（摘自《组工文萃》2017年第九期）
稿件来源：《前线》